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五秒，指尖在接听键上悬着没按下去。大姑姑上次联系我是两年前，我父亲葬礼那天。她站在灵堂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外套，抹着眼泪跟我说：“小满，往后有事找大姑。”然后她接过我手里捧的遗像，帮我擦了擦上面的灰，塞给我一个红包，里面装了五百块钱。

  我后来给她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过年，一次是她生日，都是她老伴接的，说大姑出去跳广场舞了，手机没带。

  除此之外，我们之间隔着二十年的距离。我八岁那年父亲再婚，后妈跟大姑姑吵了一架，从那以后两家人基本断了来往。只有父亲病重那几个月，大姑姑隔三差五来医院送汤，后妈不让进门，她就搁在护士站，转身就走。

  我按下接听，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那边的声音就压了过来：“小满啊，大姑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打这个电话。”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尾音都在抖，“你大姑父查出肝癌晚期，医生说做介入手术还能拖两年，手术费加后续治疗，得要六十六万。我们家底掏空了，亲戚借遍了，还差这个数。大姑知道你一个人在城里打拼不容易，但大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她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太清了。六十六万，这一个数字像一根针扎进我耳朵里。我在广告公司做设计，一年到手十七八万，租着房子，刚把车贷还清，存款连这个数的零头都不到。但我没有直接拒绝，我说大姑你让我想想，我手头钱也不宽裕。

  挂了电话我坐在工位上发了很久的呆。对面同事小周探头问我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我说没事，家里亲戚借钱。小周咂了咂嘴：“借钱这事可要想清楚，我表舅当年借了我妈二十万，到现在人影都找不到。”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父亲葬礼上大姑姑抹眼泪的样子，还有她塞红包时那双裂了口子的手。她在一个三线小城的纺织厂干了大半生，退休金两千出头，姑父是小学老师，工资也不高。六十六万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敢想。

  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另一件事：这钱借出去，大概率回不来。不是不相信大姑的人品，而是肝癌晚期的治疗是个无底洞，六十六万填进去能撑两年，之后呢？更何况我自己手上就没有六十六万，要借就得去银行贷款，拿我未来的几年去赌一场就没有胜算的仗。

  第二天大姑又打了电话过来，这次声音更哑了，带着一种近乎哀求的哭腔：“小满，大姑知道为难你，但是大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大姑父在医院等着交钱，医生说再拖就不行了……”

  我攥着手机站在阳台上，楼下是广州夜晚的车流和万家灯火。我深吸了一口气：“大姑，我拿不出这么多钱。我手上存款就十来万，那是我的全部。对不起。”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大姑的声音传过来，忽然变得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没事，大姑知道了。不怪你。”

  电话挂了。那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抱着膝盖坐了很久。我反复告诉自己这是对的，我不能倾家荡产去填一个无底洞，我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但每想到一次大姑最后那句“不怪你”，我的心就像被啥东西攥了一下。

  两个穿制服的民警站在门口，一个中年一个年轻，表情都很严肃。中年民警拿出证件给我看了，问我是否陈小满，大姑父是不是叫周建国。

  “周建国和他妻子昨晚在家中被发现死亡。据现场初步勘查，系周建国杀害妻子后自杀，两人均无生命体征。我们在现场找到了你的联系方式，有些情况需要跟你核实一下。”

  我靠着门框滑了下去，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年轻民警伸手扶了我一把，问我有没有事。我摇头，嘴唇哆嗦着说没事，但腿软得站不住。

  “有，”我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大姑六天前给我打过电话，说她丈夫肝癌晚期，要借钱做手术。”

  中年民警在我的沉默里停顿了几秒，然后在本子上记了几笔。他合上本子抬头看我，语气放缓了一些：“你别多想，我们就是例行了解情况。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当天下午我买了最近一班机票飞回老家。飞机上我一直在发抖，空姐过来问我要不要毯子，我说要，裹在身上还是冷。窗外的云层白茫茫一片，看不见地面。我脑子里反复回放大姑最后那句话，她说“不怪你”，她说得很平静，像早就预知了结局一样。

  下了飞机我直接去了派出所。接我的还是上午那个中年民警，姓赵，看起来四十出头，人很和气。他把我带到旁边一间小办公室，倒了杯水，慢慢跟我讲事情的经过。

  大姑父周建国确诊肝癌晚期是在两个月前。医生说得直白：手术加后续治疗，六十万打底，能延长两年左右的生存期。大姑把家里存的十五万养老钱全拿出来了，找亲戚借了一圈凑了不到十万，又找街道办申请了大病救助，能想的办法全想了一遍，还差一大截。

  六天前她给我打完那个电话之后，当天晚上又给几个远房亲戚打了电话，都没有借到。第二天她去医院，医生说再筹不到钱，最佳治疗窗口就错过了。她那天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下午，姑父在里面做检查，她在外面坐了一下午。

  赵警官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喝了口水：“根据邻居的证词，那几天周建国的状态很差。他清楚自己老婆四处借钱碰壁的事，可能觉得拖累了家里。出事那天下午他让邻居帮忙买了安眠药，说是失眠严重。那天晚上他在水里下了药，等他妻子睡过去之后……”

  我趴在桌子上，额头抵着冰冷的桌面，眼泪无声地往下淌。我没有发出声音，但肩膀抖得厉害。赵警官没说话，就坐在对面等着，偶尔递过来一张纸巾。

  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打车去了大姑家楼下，那栋老式居民楼的灯稀稀拉拉亮着，六楼那扇窗户是黑的。我站在楼下仰头看着那扇窗，铁栏杆里晒着一件格子围裙，被晚风吹得轻轻晃。那是大姑的围裙，我认得，父亲住院那几个月她每次去送汤都穿着这一件。

  楼下的花坛边上蹲着一只流浪猫，瘦骨嶙峋的，看见我走过来也不躲，仰着脸冲我喵了一声。我蹲下去摸了摸它的头，骨头硌手，一摸就是一把毛。

  我在楼下站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走进单元门，上了六楼。走廊里拉着警戒线，旁边邻居家的门开了一条缝，探出半张脸，看见是我又缩回去了。

  我站在警戒线外面，透过那扇虚掩的门看见里面客厅的地板上有一片深褐色的痕迹，擦过了但没擦干净，像一摊不小心泼洒的老抽酱油。

  那块地板上应该摆着一张小茶几。我小时候来过大姑家一次，就坐在那张茶几旁边，大姑给我剥橘子吃，姑父在阳台上浇花。那盆君子兰我到现在还记得，叶子绿油油的，大姑说养了八年了。

  在楼下我又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话记录。大姑的号码还在最上面，六天前那一通，通话时长四分三十七秒。我按了回拨键，听筒里传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把手机塞回口袋，仰头看着那扇黑漆漆的窗户。北方的夜风冷得刺骨，刮在脸上像刀子。围裙还在铁栏杆上晃着，格子布在路灯底下投出淡黄色的影子。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酒店，在小区门口那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坐了一整夜。便利店小哥大概见惯了半夜不睡觉的人，自顾自补货、拖地、刷手机。我要了一杯热咖啡，端在手里捂了好半天也没喝。

  天亮的时候我给公司打了电话请假。领导问几天，我说不确定，家里出了事。领导没多问，让我注意安全。

  我再次去了派出所，找赵警官要了大姑的一个远房表妹的联系方式。电话打过去，那边是个女声，一听我是谁就哭了，说我表姐命苦，临了临了还遭这样的罪。她说大姑出事前三天给她打过电话，也借钱了，她没借，说家里刚买了房实在拿不出。大姑在电话里说“没事，姐再想别的办法”。

  “早知道会这样，”表妹在电话那头哭得喘不上气，“我砸锅卖铁也给她凑啊。”

  挂了电话我去殡仪馆看了看。大姑和姑父的遗体已经整理好了，停在一间很小的告别厅里，两张并排的床，白布盖着。管理人员问我认不认识，我说认识，是我大姑。他点点头，掀开一角给我看了一眼。

  大姑的脸很安静，像睡着了。她平时总皱着眉头的，现在舒展开了，看起来比活着的时候年轻了好几岁。嘴角微微往上翘了一点，不了解是否是入殓师特意做的。

  我在殡仪馆对面的花店订了两束白菊，花店老板娘问我送给谁，我说给我大姑。她哎哟了一声说节哀，然后帮我挑了最好的花扎起来。

  捧着花往回走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公司财务打来的，说我的年终奖今天到账，让我确认一下金额。我说知道了，谢谢。挂了电话我站定在路边，看着手里那两束白菊花在风里微微颤着花瓣。

  年终奖四万二。如果我肯跟公司预支半年工资，再找朋友凑一凑，六十六万也许不是完全不可能。哪怕不够六十六万，先凑个三四十万给医院交上，也能把手术先做了。

  告别仪式那天来了不到二十个人。大姑和姑父没有子女，亲戚本就不多，加上出了这种事，好些人避讳着没来。我站在第一排，穿着从商场临时买的黑衣服，看着两幅遗像并排摆在花丛中间，一个严肃一个微笑，都是好多年前的照片了。

  表妹也来了，站在我旁边哭得快晕过去，我一直扶着她。仪式结束之后她拉着我的手说小满你别怪自己，这不关你的事。我点点头没说话。

  但我知道，在某个平行宇宙里，如果我接了那个电话之后立刻转了三万五万过去，哪怕不够，哪怕只是让她知道我在想办法，大姑可能就不会在走廊里坐那一整个下午，就不会在那个夜晚把药片碾碎放进水里。

  那个平行宇宙里大姑还在种她的君子兰，还在跳她的广场舞，还在给姑父煲汤。而这样一个世界里，我面前是两捧白菊花和两排还没灭完的白蜡烛。

  大姑下葬那天飘了小雨。墓地是她生前自己挑的，位置靠山，她说死后能看见山上的松树。我没见过她挑地方的样子，但我能想象，她大概会站在那里比划半天，问姑父这一个位置好不好，姑父说好，她就拍拍手上的土说那就这儿了。

  骨灰盒放进去的时候，我把那件格子围裙叠好放在了旁边。表妹问我放围裙干嘛，我说她以前去给我爸送汤就穿这件，让她带着吧。

  封墓的时候我转过身，没有看。小雨打在脸上又细又凉，我仰头看山上的松树，绿得发黑，在风里摇着。

  从墓地回来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酒店房间里，电子设备屏幕亮着，是大姑的通话记录那一页。我盯着那个号码，手指在屏幕上摩挲了很久。

  那条记录消失的时候，手机震动了一下，进来一条短信。是银行发来的，年终奖四万二已到账。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然后打开相册翻到一张老照片。父亲住院那年拍的，大姑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保温桶，正在跟护士说话。她穿着那件格子围裙，头发刚烫过，卷卷的堆在肩膀上。

  第二天我坐飞机回了广州。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靠着舷窗往下看，那座北方小城在云层底下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片模糊的灰色。我不知道哪一块是大姑住过的小区，哪一个是她跳广场舞的公园，哪一个窗口曾经晾着她的围裙。

  我闭上眼，耳边响起她最后那句话：“不怪你。”她用了那么平静的语气说出来，像早就知道答案，又像早已原谅了一切。

  到广州之后我把手机壁纸上那个穿着格子围裙的侧影看了很久。然后我给表妹转了五万块钱，备注写的是“给大姑买花”。表妹回了一个哭脸，说我姐要是知道你心里有她，她在那边也能安心了。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安心。但我知道，从今以后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回那座北方小城，去山上那棵松树底下放一束花。

  后来有一次同事聚餐，有人聊起亲戚借钱的事。小周说他的表舅还欠着二十万没还，问我们遇到这一种事怎么办。旁边几个人七嘴八舌出主意，有说直接拒绝的，有说少借一点的，有说写借条公证的。

  我放下酒杯，看着桌上火锅翻滚的白气，慢慢说：“能帮就帮一点吧。别等来不及了，才后悔。”

  那年春节我没有回老家，一个人在广州过的。除夕那天我去花市买了一盆君子兰，放在客厅的窗台上。叶子绿油油的，花还没开，但已经冒出了一个小小的花苞。

  我给大姑的号码发了条短信，虽然那个号码已经停机了。就四个字：“大姑，过年好。”

  没有回复。窗外的烟花炸开了，映在窗户玻璃上五光十色的。君子兰的花苞在烟花的光影里晃动了一下，像在点头。

  我靠在窗边，把脸埋进围巾里。围巾是那年在北方买的，纯羊毛的，暖得很。我闻着那股羊毛混着窗外硝烟的味道，忽然想起大姑在父亲葬礼那天拉着我的手说“往后有事找大姑”。

  她后来再没机会让我找她，但这句话我一直记着。记到我也老了的那天，记到山上的松树又高了几圈。

  换过一次盆，从原来那个塑料小钵换成了陶瓷的，底下垫了碎瓦片，土是我从花市专门买的营养土。每年春天它准时抽花箭，橘红色的花苞从叶片中间挤出来，一簇一簇的，能开上大半个月。

  头两年我不太会养，浇水浇多了烂过一次根，叶子黄了大半。我抱着花盆去楼下花店找老板救，老板看了说还有救，帮我换了干土剪了烂根，嘱咐我以后别太勤快。那之后我长记性了，十天半月才浇一回，它反而长得更好。

  有时候加班到深夜回家，客厅没开灯，只有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在月光底下静悄悄的。我有时会站一会儿，看着那绿油油的叶子发呆，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就看着。看够了就去洗脸上床，第二天照常上班、改图、开会、跟客户扯皮。

  表妹叫周琳，大姑表姨家的女儿，比我小五岁，原来在老家一个私立幼儿园当老师。大姑出事那年冬天她辞了职，说在老家待着心里堵得慌，想到广州来找工作。我帮她租了房子，就在我小区隔壁那栋楼，一室一厅，朝南，阳光好。

  周琳来了之后我们走动得很勤。周末一起吃饭，偶尔我加班太晚她去帮我接从托管班下课的侄子——我后来收养了我哥的孩子，那是另一段故事了。她心眼实，嘴也直，第一次来我家看见那盆君子兰就问我怎么想起来养这个，我说随便买的。她看了我两眼，没再往下问。

  但周琳心里一直有个结，比我的还拧巴。大姑出事前三天给她打了电话借钱，她没借，跟我说过好几次“要是我当时多想一想”。我每次都说别想了，都过去了，但我知道她放不下，就像我也放不下一样。

  去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周琳来我家吃饭，喝了两杯啤酒忽然把杯子一放，眼圈就红了。

  “小满姐，”她说，“我昨晚梦到我表姐了。她穿着那件格子围裙在厨房里包饺子，跟我说小琳你来帮我擀皮。我进去帮她擀，擀着擀着她就跟我说，‘小琳你小满姐一个人在广州不容易，你有空多去看看她’。”

  “然后我就醒了，”周琳吸了吸鼻子，“醒了我就想，她要是在，今年该五十六了。”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她低着头，肩膀微微抖着，啤酒杯旁边搁着一张纸巾，攥成了一团。我伸手过去，把她攥紧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把那团皱巴巴的纸巾抽出来，换了张新的塞进她手心。

  “我知道。”周琳擦了把脸，“我就是觉得……咱俩当时但凡有一个松了口，她可能就觉得有盼头了。”

  窗外天黑透了，阳台外面是广州秋天清朗的夜空，几颗星挂在远处高楼的缝隙里。窗台上的君子兰还没到花期，叶片肥厚地垂着，暗绿暗绿的。

  “周琳，”我说，“咱俩这辈子都得背着这个，背就背了。但你别想着是她托梦来怪你，她不是那种人。”

  “她最后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没钱，她说‘不怪你’。”我说，“她要是那种怪人的人，她不会说这三个字。”

  周琳把脸埋进手掌里闷闷地哭了一阵，哭完了擤擤鼻涕，站起来去厨房帮我把碗筷收了。水流哗哗响，她背对着我说：“小满姐，明年清明我跟你一起回去。以前都是我爸妈去扫墓，今年我也去。”

  那天晚上周琳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了会儿呆。电子设备屏幕亮了一下，是公司群里有人在问明天的提案会几点到。我回了一句就锁了屏。

  广州秋天的夜风凉而不寒，吹在脸上很舒服。我摸了一下君子兰的土，有点干了，去厨房接了半杯水浇上。水渗进土里的声音细细的，像什么在悄悄生长。

  山上的松树又粗了一圈，大姑的墓碑旁边长了几丛野草，周琳蹲下去一株一株拔干净。我蹲在另一侧擦碑上的灰，手指摸过那几个刻字，冰凉冰凉的。

  表妹带了一束白菊，我带了母亲葬礼上剩下的那件格子围裙的同款——我从淘宝上搜了好久才找到一样的。展开铺在碑前的石台上，用石子压住边角，不让风刮跑。

  “表姐，”周琳蹲在地上说，“我现在在广州过得挺好的，小满姐帮我找的工作，在一家早教中心当老师。你放心。”

  我也蹲着，没说话。风从山上吹下来，松涛一片连一片，像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人在轻声说话。

  后来下山的时候周琳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她的步子比四年前轻快了不少，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我忽然想起大姑第一次带我来这座山，是我父亲下葬那天，她牵着我的手走在前面，步子也是这样一甩一甩的，马尾辫在风里扬起来。

  那年我二十四岁，刚失去父亲，后妈卷了家里的东西跑了，我一个人站在山风里发抖。大姑把我拉到身边，用她粗粝的手心包住我冰凉的手指，就这么一句话，我就觉得天塌不下来。

  我应了一声，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墓碑在漫山遍野的绿意里露出小小一角，格子的围裙被风吹起了一个角，在石台上轻轻扑着，像在朝我挥手。

  回广州的火车上，周琳靠着窗睡着了，鼻息均匀。我掏出手机翻相册，翻到那张父亲住院时拍的老照片，大姑穿着格子围裙站在病房门口，侧对着镜头，头发卷卷地堆在肩上。她把那件围裙带走了，但我的手机里还存着。

  我把这张照片又看了一遍，退出来，打开微信给周琳转了两千块钱。备注写：“下次回去给大姑修修碑前的石台，我看有点裂缝了。”

  周琳的对话框弹回来一个哭脸，紧跟着一条语音。我点开，她的声音困倦又带着笑意：“小满姐你真的，比我亲姐还亲。”

  锁屏之前我看了一眼时间。四月五号，清明。窗外的田野绿得发亮，南方春天的气息从车窗缝隙里钻进来，湿润的，带着泥土和草木的腥甜。

  我把手机揣回口袋，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火车哐当哐当往前跑，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季节到下一个季节。

  那些没有来得及说的话，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没有来得及借出去的钱，都留在身后了。但前面的路还在，松树还在，君子兰还在，周琳睡觉时微微张着嘴的傻样子也还在。

  我睁开一只眼看了看周琳，她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叹了口气，从包里抽出张纸巾给她垫在下巴下面。

  窗外的原野飞快地倒退着。我靠着窗，看见玻璃上映出自己的脸，眼角有了细纹，但嘴角是翘着的。

  那年冬天周琳恋爱了，对象是早教中心的男同事，姓许，个子不高，笑起来有两颗虎牙，人很憨实。

  许老师第一次来我家吃饭是腊月二十三，周琳提前三天就开始念叨，让我别做太辣的，说他胃不好；让我别问太多家里的事，说他爸妈离婚早，提起来别扭；让我别穿那件灰扑扑的家居服，说看着太随意。

  那天晚上许老师带了一箱车厘子和一盒蛋挞，进门先鞠了个躬，然后规规矩矩坐在沙发上，手搁在膝盖上，像个来面试的实习生。周琳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炒菜，他坐不住，站起来去帮忙，我听见周琳在厨房里小声说“你别添乱”，他说“我给你递盐”，两个人挤在灶台前面头挨着头，锅铲差点碰翻。

  君子兰刚抽出花箭没几天，嫩绿的花苞夹在叶片中间，像攥着的小拳头。我拿喷壶给叶子喷了层薄雾，水珠在月光底下亮晶晶的。屋里传来许老师被辣椒呛到咳嗽的声音，周琳咯咯笑着骂他笨，碗碟叮当响，笑声一顿一顿地从推拉门缝里挤出来。

  我端着喷壶站了很久。楼下马路上有车驶过，远近的灯光在风里明灭。广州腊月的夜晚不冷，穿件毛衣就行，风里有远处花市运来的水仙和年桔的清香。

  我想起很多年前大姑带我去她家吃饭，姑父在灶台前颠勺，大姑在边上递调料，两个人也是这样的——头挨着头，一个骂一个笨，然后一个笑一个也笑。他们那间小厨房的窗台上也养着一盆君子兰，叶子油亮亮的，大姑说养了八年了。

  我放下喷壶走回屋里，许老师已经把菜端上桌了，四菜一汤，卖相一般但闻着香。他看见我过来赶紧站起来给我拉椅子，我说你别忙，坐下吃。他搓着手坐下，紧张得筷子都拿反了。

  “小满姐，”他端起酒杯，脸涨得通红，“我跟琳琳在一起半年了，一直想正式来拜访你。琳琳在这边全靠你照顾，我敬你一杯。”

  许老师嘿嘿笑着跟我碰了杯，啤酒沫洒了一点在桌上，周琳抽纸巾去擦。我看着他们两个，一个擦桌子一个低头傻笑，忽然认为这个画面很暖和，像广州冬天客厅里开着暖气的温度。

  那顿饭吃了快两个小时，许老师从拘谨到放松，后来聊开了，跟我们说他家里的事。父母在他初中时离婚，他跟母亲过，父亲去了外地基本没联系过。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但周琳在桌底下悄悄握住了他的手。

  “我现在就想跟琳琳好好过日子，”他低头看着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别的都不重要。”

  我站起来去厨房端水果，背对着他们的时候笑了一下。周琳找到能让她握着手的了，大姑要是知道，大概也会高兴。

  吃完晚饭许老师帮忙洗碗，洗得仔细，每个碗都冲了三遍才放沥水架。周琳在旁边给他递干抹布，两个人又挤在那盏小小的厨房灯底下，影子叠在一起，小声说着什么，时不时笑一声。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翻手机，翻到周琳发的一条朋友圈，配图是她和许老师的影子投在厨房墙上的照片，文案只有两个字：“过年。”

  那年除夕许老师没回自己家，在周琳那儿过的。三十晚上我接他们俩来我家吃年夜饭，三个人围在桌上包饺子。许老师擀皮擀得圆圆的，周琳包饺子包得飞快，我负责烧水煮。电视里放着春晚，窗外烟花隔一会儿炸一轮，阳台上的君子兰已经被我搬进客厅里来了，摆在电视柜旁边，橘红色的花苞已经咧开了一点小缝，看着就要开了。

  饺子上桌的时候许老师端着一杯酒站起来：“小满姐，我跟琳琳商量了一下，我想明年春天跟她把证领了。我没房没车存款也不多，但我保证以后不会让她吃苦。你……算是她在这边的姐姐，我想问问你同不同意。”

  我夹了一个饺子咬了一口，韭菜鸡蛋馅的，鲜。然后我放下筷子看着他：“你对周琳好就行了，不用问我。你问问她自己同不同意。”

  许老师转头看周琳，周琳低着头不说话。过了两秒她抬起头，眼圈红红的，嘴角却翘着：“你都问了小满姐了，能不答应吗？”

  许老师笑开了，两颗虎牙露出来，端起酒杯一仰头灌了半杯，呛得直咳嗽。周琳又骂他笨，边骂边给他拍背。

  我坐在对面看着他们闹，忽然觉得面前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这盏暖黄的客厅灯，这俩闹腾的年轻人，加上窗台上那盆含苞待放的君子兰，就是过年该有的样子了。

  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是我妈发来的消息。后妈走了之后我跟生母重新有了联系，她在南方另一个城市再嫁了，日子过得平淡安稳，我们逢年过节发个红包聊两句。她发了一张她家年夜饭的照片过来，满满一桌子菜，配文“新年快乐”。

  零点的时候许老师拉着周琳去阳台上看烟花，我在客厅收拾碗筷。窗外的烟花炸得满天都是，五颜六色的倒映在窗玻璃上，周琳的笑声和许老师的喊声从阳台传进来，断断续续的，被烟火声盖住了大半。

  我把碗碟收进厨房，拧开水龙头洗碗。热水冲着泡沫，碗沿上的油渍一点一点被冲掉，干干净净的。窗外又炸了一轮烟花，把厨房的窗户映得亮堂堂的。

  洗到最后一个碗的时候，手机又亮了。周琳发了一条朋友圈，还是两张图，一张是她和许老师在阳台的背影，烟花在他们头顶炸开；另一张是我那盆君子兰，花苞终于绽开了一朵，橘红色的花瓣在客厅的灯光里微微张着。

  过了一会儿周琳和许老师跑进来，一人抢了一个凉饺子塞进嘴里，许老师被冰得嘶哈嘶哈的，周琳笑得前仰后合。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他们，手上还滴着水，围裙上沾了面粉。

  那天晚上他们走了以后，我把客厅收拾干净，坐在沙发上歇了口气。君子兰的第二朵花苞也松动了，花瓣尖微微透出一点橘色。我伸手轻轻碰了一下，软软的，有一点凉。

  手机屏幕还亮着，是大姑那个停机的号码。我每年除夕都发一条短信过去，跟她说一声过年好。今年也不例外，四个字已经打好了，光标在一闪一闪。

  然后靠在沙发上闭了眼。客厅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钟摆的声响和远处偶尔一两声迟来的烟花。君子兰的香气幽幽地漫过来，淡淡的，不仔细闻几乎闻不到。

  我睁开眼看了一眼那朵刚开的花。橘红色的花瓣在暖光灯下近乎透明，薄薄的，像大姑那年烫过的头发，卷卷地堆在肩上的样子。

  我把灯关了，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窗外还有未散尽的烟花余光在天际线上闪了闪，然后彻底暗下去了。

  我站起来走进卧室，关上门。新的一年就是这样开始的——一盆刚开的花，一个要嫁人的妹妹，还有一盘没吃完的饺子，在冰箱里凉透了。

  开春的时候周琳和许老师去领了证，没办酒席，说省下钱来付首付。我给了周琳三万块钱当嫁妆，她推了半天没收，后来我趁她上班塞进她枕头底下，过了三天她才打电话来哭，说小满姐你这样我以后怎么还。

  周琳搬去许老师租的房子住了，我小区隔壁那间一室一厅空了出来。房东问我还要不要续租，我想了想说再租一年吧，万一他们小两口吵架了还能回来住。房东说你可真是个操心的命。

  其实我是舍不得那间屋子。阳台朝南，周琳搬进去第一年在那上面养了几盆多肉，走的时候搬走了两盆，剩下一盆没人管。我过去收钥匙那天看见那盆多肉还搁在阳台角落，叶尖都蔫了，赶紧拿回来放在我家窗台上跟君子兰作伴。

  那一阵子下班回家开门，屋子里安安静静的。以前周琳隔三差五过来蹭饭，推门就喊“小满姐我饿死了”，厨房里两副碗筷变成了偶尔一副。公司里小周还问我是否失恋了最近话那么少，我说我妹妹嫁人了，家里冷清。

  日子照常过着，上班改图开会，下班煮面浇花，周末偶尔跟周琳两口子吃顿饭，听她絮叨早教中心的琐事和许老师又往被子里放了屁这种话。她每次来都带水果，走的时候把我冰箱里的剩菜打包，说小满姐你别总吃面条。

  某天晚上我加班到十点，回家路上经过小区门口那家花店，老板正在往门口搬新到的绿植。我停下来看了两眼，老板招呼我：“陈姐，新到了一批茉莉，香得很，要不要来一盆？”

  我本来想说不要了，但那股香气实在好闻，清甜清甜的，钻鼻子里就散不掉。我买了一盆，巴掌大，白花刚开三五朵，放在阳台上跟君子兰做邻居。那天晚上我洗完澡出来，站在阳台上闻了一会儿茉莉花香，觉得屋子好像没那么空了。

  隔天一早，周琳的电话把我从梦里拽了出来，她声音急得像火烧眉毛：“小满姐，你家那盆君子兰卖不卖？有人出钱要买。”

  周琳语速飞快：“我表姨夫你知道吧？就是大姑家那边的亲戚，他在老家开了一个花圃。前阵子有个搞园林绿化的大老板去他那儿转，说想要几盆品相好的君子兰，年份久叶子厚的那种，能给高价。表姨夫就打电话问我有没有门路，我想起你养了好几年的那盆……”

  “姐，他说能给这个数。”周琳报了一个数，比我想象的高出好几倍，“你不是一直想换个大点的房子吗？这钱够你付一年房租了。”

  我攥着手机站在阳台上。清晨的风吹过来，茉莉的香气丝丝缕缕的。君子兰的叶子油绿油绿的，今年已经开过了第二轮花，凋谢的花梗还留在叶片中间，我还没有来得及剪掉。

  挂了电话我把花梗剪了，用湿布把叶子上的灰擦了一遍。擦到第三片叶子的时候我的手停了一下，那片叶子的边缘有一小块焦黄色的疤痕，是前年夏天我出差一周忘记交代人浇水晒出来的。回来的时候叶子蔫了大半，我心疼了好一阵，后来缓过来了，但疤永远留在了那儿。

  我摸着那块疤，觉得它像什么。像大姑手上常年开裂的口子，像姑父病历上写的那些诊断记录，像那通四分三十七秒的电话。

  那天下午我去上班，路过花店又买了两盆茉莉，给周琳送了一盆过去。她开门看见茉莉愣了一下，我说给你养着，你那盆多肉都让我养活了。她笑了，把茉莉放在客厅茶几上，凑过去闻了闻：“真香。”

  周琳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她伸手摸了摸茉莉的白花，然后轻声说：“我记得，她老家那个院子里有一棵老茉莉，夏天开起来满院子都是香味。我和她一起摘过花，泡在玻璃瓶里放床头。”

  我们两个站在她家客厅里，对着那盆茉莉沉默了一会儿。许老师从厨房探出头来喊我们吃饭，喊了好几声我们才回过神来。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回来，我自己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广州四月的夜风暖融融的，君子兰和茉莉并排站在月光底下，一个叶子厚实油亮，一个花骨朵细小清透。我搬了把小凳子坐在旁边，什么都不做，就坐着。

  手机响了一声，是表姨夫发来的短信：“小满，君子兰不卖就算了，我理解。你那盆好好养着，我看过照片，品相真好。”

  然后我打开相册，翻到大姑那张老照片。她站在病房门口，格子围裙，卷头发，侧脸被走廊灯照出一圈柔和的光。我盯着看了很久，然后退出来，给周琳发了条消息：“明天一起去看看那套房子吧。我考虑换了。”

  “想通了。”我打字，“花不卖，房子还是能换的。让那盆君子兰换个更大的阳台站。”

  我锁了屏站起来，把君子兰往阳台中间挪了挪。新阳台的朝向更好，朝东南的，冬天能晒到整个上午的太阳。我在心里跟它说了一声，到时候给你换个更大的花盆，换更好的土。

  我转身进屋关上了阳台门。茉莉的香气从门缝里钻进来一绺，淡淡的，像个很久以前的夏天。

  房子看了一个月，最后定下的是城东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但阳台朝东南，面积比我现在住的大了一倍。

  周琳陪我看了第一遍，爬楼梯爬得直喘，说小满姐你以后每天上下六楼腿要废的。我说废就废吧，阳台够大就行。她翻了个白眼，说你这人真是为了一盆花买一套房。

  我没告诉她，阳台大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想给周琳留间客房。她跟许老师吵架了有地方躲，许老师父母偶尔来广州了也能住。大姑这辈子没住过好房子，我没法让她住上了，但她看着长大的孩子们能住上，她应该也愿意。

  过户那天是五月末，广州慢慢的开始热了。我在房管局排队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北方那个小城。我犹豫了一下接了，那边是个男人的声音，中年，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

  “是这样的，”他说话有点犹豫，“你大姑走了以后那房子一直空着，物业费和暖气费欠了好几年了。她没子女，我们也没法联系她别的亲戚，就你上次回来留了个电话。最近房管所发了通知，说这房子要是再没人管就要走程序收回了。你看看方不方便处理一下，毕竟是你大姑住了半辈子的地方……”

  “我处理。”我说，“刘叔，你把具体欠了多少钱告诉我，我转给你帮我代缴。房子的事等我回去一趟再说。”

  刘叔愣了一下，然后连声说好，末了加了一句：“闺女你心善。你大姑要是在天有灵，肯定高兴。”

  挂了电话我站在房管局大厅里发了会儿呆。队伍往前挪了，后面的人催我，我才回过神来往前走了两步。

  大姑那间屋子我后来没有进去过。出事那天站在警戒线外面看了一眼，之后处理丧事时只是跟殡仪馆和墓地那边对接，房子的事一直没人提。我不去碰它，好像它就还留在原地，大姑还在阳台上浇她的君子兰，姑父还在客厅里看他的新闻联播。

  那天办完过户手续，我回家坐在沙发上算了笔账。买房的积蓄去了一大半，每个月要还贷，大姑那套房子的欠费和后续处理也是一笔开支。我打开手机银行看了半天余额，最后把那张存了四年的年终奖定期取了出来。

  那是一笔六万二的定期，本息合计六万八。我每年把年终奖存进去，从来没动过，原本是打算给周琳将来生孩子包红包用的。

  我把钱分成两笔，一笔转给刘叔代缴物业暖气，另一笔留着回去处理房子的手续。转完账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觉得好像沉得更深了。

  六月中旬我请了五天假回了北方。刘叔在小区门口等我，六十几岁的人了，腰板还挺直，看见我来了老远就招手。他说那房子我一直帮你看着，楼道门锁换了新的，钥匙我拿着，屋里没进过贼。

  我跟着他上楼，六楼，楼梯比我记忆里矮了许多，以前觉得很高的台阶现在几步就跨上去了。刘叔在前面开了门，回头看了我一眼：“闺女你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啊，好几年没人住了。”

  灰尘的气味扑面而来，带着老房子特有的那种霉味和木头气息。客厅里的家具都还在，盖着防尘布，布上积了厚厚的灰。阳光从阳台窗户照进来，光束里漂浮着无数细小的灰尘颗粒，像金粉一样慢慢打转。

  我站在玄关没有进去。五年了，这个屋子没有变过。茶几还在那个位置，沙发还在那个位置，阳台上那盆君子兰早就干枯了，花盆歪倒在角落里，干透的泥土裂成龟背一样的纹路。

  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站在玄关，深呼吸了好几次才迈出脚步。地板踩上去咯吱响，我走到茶几前面蹲下来，掀开防尘布的一角。茶几上还放着一个搪瓷杯，里面剩了半杯水，早就干了，杯底一层黄色的水垢。杯子旁边搁着几板药，降压药和止痛片，包装蒙了灰但我认得牌子，父亲当年也吃这种降压药。

  我站起来走进厨房。灶台上盖着防尘布，我掀开看了一眼，锅还在，铲子还在，调料瓶整整齐齐排在墙角。碗柜里碗碟摞着，最上面一只白瓷碗缺了个口，我记得是大姑有一次洗的时候磕的，她舍不得扔，说装咸菜正好。

  我从厨房出来，推开主卧的门。床收拾得很整齐，被子叠着，枕头并排放着，两个枕套洗得发白，其中一只枕头的中间微微凹下去一个坑，是常年睡出来的形状。床头柜上有一张照片，我用袖子擦了擦灰，是大姑和姑父的合影，在大姑五十岁生日那天拍的，姑父穿了件红毛衣，大姑搂着他的胳膊笑，一口白牙露着。

  那盆死去的君子兰就蜷缩在角落，干枯的叶片完全变成了褐色，卷曲着像一只枯萎的手。我蹲下去把它端起来，花盆很轻，里面的土干得掉渣。我翻了一下盆底，底下用记号笔写着几个字，笔迹是大姑的，歪歪扭扭的：“09年种，老周送的。”

  我捧着那个花盆在阳台上蹲了很久。阳台外面还是那棵老槐树，叶子绿油油地伸到六楼窗口来，风一吹哗啦啦响。楼下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远远的，被风吹散了大半。

  “大姑，”我把花盆抱在怀里，靠着阳台栏杆慢慢坐下去，“你那个厨房，碗碟还在，锅铲还在，缺了口的碗还在。你种的花死了，但我家里有一盆，养了好多年了。”

  阳台上有风吹过来，带着楼下那棵槐树叶子的青涩气息。我把脸埋进干枯的君子兰花盆边缘，闻到了一股陈旧的、干净的尘土味道。

  我在阳台上坐了很久，太阳从头顶移到了西边。刘叔在楼下喊了我一声，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在整理东西。

  接下来两天我把屋子慢慢收拾了一遍。能带走的我带走了：那口缺了口的碗、姑父的红毛衣、床头柜上的合影、茶几上的搪瓷杯、还有阳台上那个空花盆。不能带走的家具我让刘叔帮忙联系了二手回收，卖的钱抵了最后一点物业费。

  “刘叔，这房子卖了之后钱你帮我捐给街道办那个大病救助基金。用我大姑的名字捐。”

  我笑了笑，转身上了车。出租车开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六楼那扇窗户在暮色里安安静静的，铁栏杆上什么都没有了，围裙拿走了，花盆拿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一排栏杆。

  回广州的高铁上，我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里面装着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旁边的大爷看我抱着一堆破烂，好奇地多看了几眼，我没解释。

  周琳发了一串省略号，然后是一个哭脸。最后她发了一条语音，声音闷闷的：“小满姐，你把那碗放我家厨房吧，我用。”

  到了广州之后我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安置好。搪瓷杯放在我新家客厅的茶几上，每天喝水都用它。姑父的红毛衣叠好收在衣柜里，入冬了可以穿。合影照片我买了个相框装起来，摆在君子兰旁边。

  那个空花盆我洗干净了，装了新土，撒了一把茉莉种子进去，放在阳台上跟那盆大君子兰做伴。种子能不能发芽我不知道，但它载过大姑种了八年的那棵君子兰，就算什么都不长，光放在那里也觉得踏实。

  新家的阳台果然宽敞，东南向的，早上太阳一出来就铺满了整个地面。我把两盆君子兰和三盆茉莉摆成一排，又买了几盆绿萝吊在栏杆上，阳台上绿意盈盈的，像个小花园。

  周琳头一回来新家的时候，站在阳台上转了三圈，最后趴着栏杆往外看说：“这视野真好，能看见那边的公园。”

  “谁对你好了。”我蹲下去给君子兰浇水，“你赶紧跟老许生个孩子，这屋子还能再多个人。”

  那天晚上送走周琳之后，我洗完澡出来坐在阳台上。七月的广州热得厉害，但晚风还是有凉意的。君子兰不在花期，叶片安安静静地垂着。茉莉开了满盆，白花在月光底下发光似的。

  我端着大姑那个搪瓷杯喝水，里面泡着菊花茶，热气袅袅往上飘。远处的公园亮着几盏路灯，树影在黑夜里婆娑。楼下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声和说话声从六楼传下去，又散在风里了。

  我把杯子放下，伸手摸了摸那盆新撒了种子的旧花盆。土还是湿的，今晚刚浇过水。不知道能不能发芽，但种子在地下待着，总归是有指望的。

  就像我那年在火车站接到乐乐的电话，就像周琳第一天来广州拖着箱子站在我小区门口，就像这个新阳台上的第一缕晨光照进来的时候我端着搪瓷杯站在那儿发呆。

  我靠着阳台栏杆，把搪瓷杯里的菊花茶喝完了。茉莉的香气一阵一阵地涌过来，混着远处公园的青草味和广州夜晚特有的潮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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